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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有时候法律提供的后果是行为人想要的，但是他却没有这样的意思。相反，如果本身是合法的(erlaubtes)行为，由于在特定情况下而违反法律，比如约定禁止的利息，因此还不会丧失其一般特征。

[14]此外，他也从技术层面做出了说明，他认为法律行为和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并不存在什么自相矛盾：称无效的民事行为为语义矛盾的指摘，自修辞学角度看，难以成立。[7]参见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6-78页。[93] 因此，我国质疑合法性的学者从精神层面提出的质疑理由是没有说服力的。然而，齐特尔曼等支持合法性的学者并不支持洛特马尔等人的观点，而极力推崇私法自治的弗卢梅却认为洛特马尔等人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因此法律行为的概念限于：人的行为，法秩序所规定的，不违法的。

他认为：法律行为的存在需要具备两个条件：成立行为(Errichtungsact)和法律条件(juristischen Voraussetzungen)。Vgl. Otto Heinrich Wendt, Lehrbuch der Pandekten, Jena 1888, S.83. [58]法律行为是合法的(erlaubten)行为，不是不希望法律后果，而是积极地追求法律后果……不法行为和法律行为的区分几乎是普遍接受的。另外，监察委员会性质的明确对处理其与法院的关系也有意义。

第三，监察权运行必须遵循正当程序原则，遵守依法实施监察的要求。具体而言，职务违法监察部门应当主要履行下列权责：受理针对公职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投诉检举、调查公职人员行政违法的行为、针对行政违法报请监察委员会主任作出相应的行政纪律处分决定等。正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所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允许律师参与监察委员会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专门调查程序，一方面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防止其权利受到侵犯。

进入专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具体而言，监察委员会监督、调查、处置这三大项权力中包含大量专门调查的内容。

由于行政权的行使追求效率优先，因此即便在监督方式上也以直接高效的内部监督为主，例如采取上级纠错、内部纪律处分、行政复议等手段加以解决。行政权的行使是为了保障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实现，而社会管理要求高效，即以较少的投入实现高质量的较大产出，从而降低社会管理成本。据此，我们可以判断，谈话与调取这两种监察措施，除了具有行政性之外，很可能也包含专门调查行为的内容。专门调查权的授予应当基于国家法律的规定，且被授予专门调查权的机关决不允许将此种权力委托他人行使。

（3）在运行过程方面，行政权的运行更强调实体结果，而专门调查权的运行更强调形式性。但是由于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在性质、运用规则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对于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在移交后的使用应采取不同的态度。专门调查权涉及公民重大权益，一旦调查权滥用，则可能对公民权利造成严重侵害，更可能造成错案，因此加强外部监督是保证此项权力依法行使的必要条件。在行使行政调查处置权时，应当允许监察委员会采取以下措施：责令暂时停止特定行政行为，扣留封存查阅复制相关材料和证据，从其他行政机关调取相关材料，对相关财物采取保全措施，暂时停止涉嫌职务违法的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在不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前提下与涉嫌职务违法的人员谈话以了解情况，要求相关机关和人员作出解释和说明，以及其他与监察委员会行使行政调查处置权相适应的措施。

对此监察委员会启动专门调查程序时可以参考。如遇有究竟属于职务违法还是职务犯罪情况暂时不明的案件，一般应由职务违法监察部门先行调查，发现确属职务犯罪再移交职务犯罪专门调查部门实施调查，特殊情况下亦可经两部门协调后决定或报请监察委员会主任决定管辖。

在判断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时，监察委员会需考虑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以及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十五条不予追究的情形。即在调查中发现案件涉嫌职务犯罪需要移交专门调查时暂时限制监察对象人身自由，以免其逃避调查。

行政调查处置程序针对的是职务违法行为，相较于职务犯罪其情节显着轻微，最终的处理结果一般为处以行政纪律处罚。明确监察委员会权力的性质，将首先影响其与检察机关的权力分配和衔接关系。无论案件自行政调查处置部门向专门调查部门移交，抑或自专门调查部门向行政调查处置部门移交，均需由移交部门作出案件处理意见和移交决定，经本部门负责人、监察委员会分管副主任、主任审批后方可移交。但是监察委员会权力性质的厘清，对其与同为人大产生的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之间的关系确定有重大意义。2017年11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全国试点决定》），将试点全面推开。专门调查权的行使涉及公民的生命、财产、自由等最重要的权利，事关重大，因此应对其做格外审慎的规定。

（1）就行政留置而言，应当参考《人民警察法》的规定，回归暂时性人身限制。第二，监察委员会作出行政纪律处分决定，非依法定程序（如复议后为上级监察委员会否定）不得被推翻或修改

在日后制定的《国家监察法》或其他相关法律中，应当明确其他外部监督方式，另外还可以规定专门设置的监督机构对监察委员会进行监督。正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所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

（二）案件移交专门调查后的证据运用 监察委员会行政调查处置部门将案件移送专门调查部门进行调查后，其收集的证据材料也可以根据这一条文在专门调查程序中作为证据使用。既然是重大政治改革和顶层设计，必然需要明确改革后设置之机构的权力属性，以便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做适当的安排。

但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存在规范不足、律师会见权和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难以得到保障、监督不足等缺陷，本身就不符合法治的要求，不应作为专门调查留置的模板。而专门调查权以避免错误追究为首要目标，因此查明案件事实、确保实体公正是调查机关的核心任务。（1）就行政留置而言，应当参考《人民警察法》的规定，回归暂时性人身限制。根据《决定》关于监察委员会对职务违法行为和职务犯罪行为的监察权规定，可以在监察委员会内部分设职务违法监察部门和职务犯罪专门调查部门。

在行使行政调查处置权时，应当允许监察委员会采取以下措施：责令暂时停止特定行政行为，扣留封存查阅复制相关材料和证据，从其他行政机关调取相关材料，对相关财物采取保全措施，暂时停止涉嫌职务违法的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在不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前提下与涉嫌职务违法的人员谈话以了解情况，要求相关机关和人员作出解释和说明，以及其他与监察委员会行使行政调查处置权相适应的措施。在外部监督中，应首先强调司法性权力对监察委员会专门调查权的监督，在我国，此种司法性权力的监督可以来自检察机关和法院。

这是因为行政调查处置部门和专门调查部门在适用法律、人员专业性要求方面有所区别。澳门廉政公署的此种内部划分，有效区分了行政调查处置和刑事侦查的权限范围，既避免了二者的混淆，又考虑了二者协调衔接的问题，实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在移交案卷材料和证据时，移交部门和被移交部门都应制作相应的材料和证据清单，办理交接手续。行政调查处置程序针对的是职务违法行为，相较于职务犯罪其情节显着轻微，最终的处理结果一般为处以行政纪律处罚。

（2）监察对象的人身自由限制。无论《方案》还是《决定》均明确指出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向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第二，监察权由国家法律专门授予、并具有专属性。至于留置这种可以限制监察对象人身自由数月的监察措施，则具有极其强烈的专门调查属性，对此下文将详述。

案件在监察委员会内部行政调查处置部门和专门调查部门之间的移交，取决于其是否符合《刑法》关于犯罪构成和追究刑事责任条件的规定。（2）专门调查权中应包含允许监察委员会实施通缉等调查行为的内容。

因此，当案件可能不构成犯罪而由专门调查部门移交给行政调查处置部门时，对已经被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监察对象，应当解除强制措施后移交给行政调查处置部门处理。允许律师参与监察委员会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专门调查程序，一方面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防止其权利受到侵犯。

专门调查权的授予应当基于国家法律的规定，且被授予专门调查权的机关决不允许将此种权力委托他人行使。第三，监察权运行必须遵循正当程序原则，遵守依法实施监察的要求。